眾所周知，餵哺母乳對母親和嬰兒均帶來長期及多種裨益。世衛更建議，嬰兒首6個月以全母乳餵哺。值得注意的是，本地與外地的研究均指生產後返回工作崗位是持續授乳的最大障礙。例如，根據2005年英國的Infant Feeding Survey，在生產的4個月後，非在職與在職母親的哺乳率為34.0%和25.1%，生產後6個月的數字為27.4%和15.7%。有研究發現加拿大政府在2000年提高女性產假多6個月的法例將哺乳期延長多了3至3個半月。
全職工作為持續授乳的最大障礙
其實，在過去20年間為了讓更多在職母親能在產假後持續哺乳，不少外地機構已實施家庭友善政策以及添置擠奶設備。在香港，雖然政府已在2013年公布「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政策」以鼓勵機構與企業容許哺乳員工有擠奶時間、提供私隱空間予員工擠奶及提供冷藏設施存放母乳，但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今年8月進行的電話調查之數據顯示，只有三分一受訪市民認為這政策長遠而言對僱主利多於弊（33.0%），半數認為「好壞參半」（48.5%），而11.8%的看法則是「弊多於利」。這項結果反映了港人對支援女性餵哺母乳措施的長遠益處並不是毫無保留。不過，與此同時，8成市民表示歡迎推行各種鼓勵女性持續授乳的政策措施。
由此可見，在職女性哺乳仍未被完全接納，而且不少人亦存著不正確的觀念和認識，認為在工作間落實支援哺乳之政策是逆向歧視，對無須授乳員工欠缺公允。以下我們將引用外地的研究結果來檢視哺乳與工作是否必然存在矛盾。畢竟，雖然更多的香港女性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其勞動參與率卻比不少達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如新加坡）的為低；面對激烈的人才競爭，我們有必要推行更多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的措施以挽留本地人才。
工作間哺乳設施有助提高授乳率
表1列出了兩項有關家庭和哺乳友善工作政策是否提高了在職女性產後的持續哺乳率之研究。其發現大都是肯定工作間哺乳設施的正面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第1項研究只是基於兩間機構的情況，並非屬實驗性質（experimental study）。儘管如此，其結果說明了，在機構的哺乳政策與擠奶設備之支援下，其員工持續哺乳達6個月的比率 (22.4%) 不但較美國全職女性的整體數字 (10%) 為高，而且亦與沒有工作女性的數字 (24%) 差不多。
毫無疑問，要協助女性持續哺乳的最直接方法是延長女性的產假，但是這必定經過漫長的社會討論與立法程序。不過，正如第2項研究指出，工作間哺乳設施能縮短高學歷女性的產假，從而加快她們重投勞動市場。由此可見，全職工作與持續授乳不一定存在著衝突，哺乳友善的工作環境亦有助減少員工的流失率。
授乳女性的出勤率
除了哺乳友善工作間措施可加快部分在職女性重返工作崗位外，不少研究亦指出，以母乳餵哺嬰兒的健康較以配方奶餵哺的為好。兩項相關研究之數據顯示，相對以配方奶餵哺的一組，第一，以母乳餵哺的嬰兒較少患病，而且其疾病的嚴重程度亦較輕；第二，較大部分餵哺母乳的在職母親並沒有因其嬰兒患病而需要請假。換言之，與以配方奶餵哺嬰兒的同事比較，哺乳母親的出勤率較高。2有研究員更進一步指出，工作間支援持續授乳的計劃為機構節省了因僱員及其嬰兒患病而支付的醫療、請假及保險之費用；這些節省了的開支遠較要為哺乳友善工作間而添置設備的花費為大。
哺乳友善工作間政策可達多贏
以上的研究結果不但顯示工作間哺乳措施延長在職女性哺乳期，並由此降低她們嬰兒的患病機會，從而減少這些在職母親在工作上的缺席率。這無疑避免因她們不能上班，以致工作上的延誤或需要由其他同事分擔其工作；亦可有助挽留人才，節省了聘請新員工以填補空缺所花的精力與金錢。因此，哺乳友善工作間政策是可以達致多贏的局面。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是堅持每位僱主都要為哺乳員工作出特別的工作安排；現實上的確存在不少限制。但是，若社會各方（包括僱主、同事、大眾等）能肯定餵哺母乳的好處，亦不要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模樣或是抱有不接納的態度，這就是我們營造哺乳友善環境的重要一步。
1 葉仲茵、李鏗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妙清為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
2 這兩項研究的對象包括﹕(1)加州兩所機構中101名於1988年6月至1989年6月生育並已返回工作崗位的女性 (Cohen et al. 1995) 和 (2) 美國公司CIGNA中343名於1997年11月至1999年1月期間生育及其嬰兒已達1歲的員工 (CIGNA Corporation (unknown date); Slusser et al. 2004)。
